作者：赵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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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外面遇到好吃的东西，总想带回去给孩子们尝尝。如果碰巧遇到自己小时候最喜爱的美食，而且市面上已经多年罕见，就更会兴奋不已和留恋不舍——我这几年来忙着张罗出版《苏联科普佳作丛书》，心情便大抵如此。
1956年我在武汉市第二十一中读初中，每天下午4点放学后，便急急赶到对面的武汉图书馆。阅读的内容丰富而单纯，全是清一色的苏联科普读物。管理员阿姨也对我这个痴迷的小读者另眼相看，总能笑眯眯地把我昨天没读完的书取过来。每逢当月的《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画报》出版，或者图书馆进了新书，便拿给我先睹为快。正是这些苏联科普作品，开阔了我少年的眼界和心胸，启发了我最早的疑问和思考，培养了我对科学终生的兴趣和热爱。我对苏联科普作品的“情结”是其来有自的。
有次和叶永烈老师闲聊，原来他也曾经是苏联科普大师别莱利曼和伊林的忠实粉丝。后来才知道，我国的科普前辈高士其、董纯才、陶行知、顾均正等，无不深受苏联科普作品的熏染。饮水思源，寻根返本，正是苏联科普作品，哺育过中国一代科普人。
此后随着世事变迁，苏联科普作品在中国几乎销声匿迹了。待到改革开放年代，我们科普出版界的主要兴趣和目光又投向了美国英国。我自己也是阿西莫夫、萨根、霍金的热烈追捧者。而苏联更在1991年解体，加上我国俄语人才锐减，苏联科普作品在中国就更是清水冷灶，鲜见寡闻了。
也算是机缘巧合。当我从事科普写作需要查阅大量资料文献时，“淘书”嗜好的“主场”渐渐转到了互联网。经过多年积累，我的磁盘里已经储存了万余册电子书。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通过不同方式和渠道，陆续获得了300多本苏联科学书籍，而且全是英语版。可见当年苏联多么重视国际文化交流。
久违如隔世，阔别一花甲！我在电脑上遍览这些“倘来之宝”，大有重逢故知的感慨。苏联科普作品的风格和特色我一时总结不出来，但却能立刻体验到稔熟的气息和味道。这些作品大都出版于上个世纪70至80年代，苏联和美国的科技正并驾齐驱，也是苏联解体前科普创作的黄金岁月。如此重要的历史阶段，如此大量的文明成果，在中国却几乎成为空白，无论出于怎样的阴差阳错，都是一种缺失和遗憾。
姑且不谈中国科普出版物的时代连续性和文化完整性，应该补上这个漏洞和短板。但说纠正青少年精神营养的长期偏食，提高科普图书的均衡性和多样性，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英美科普读物之外，我们还应该展现更多的流派和传统，提供其他的参照系和信息源。
诚然，几十年间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但关于科学史、科学家、科学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的书籍却不会过时。我特别欣赏苏联科普作品知识性和可读性的统一：浓郁深切的人文情怀，亦庄亦谐的高尚情趣，触类旁通的广度厚度，推心掬诚的平等姿态。尤其是那些美不胜收、过目难忘的生动插图，大都出自懂得科学的著名画家之手，令人不由怀念起中国科普画家缪印堂先生。
最初我选定的《苏联科普佳作丛书》是50本，分为“高中卷”、“初中卷”、“小学卷”、“学前卷”。感谢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广电总局老领导雷元亮鼎力支持，指津解难；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帮助寻找版权人，并代为提存预支稿酬；科普界师友武际可、卞毓麟、尹传红等同心协力，出谋划策；湖北少儿出版社何龙社长则独具慧眼，一力担当。我们决定按照“低开，广谱，全彩”的标准，先出版10本投石探路，再从长计议。并从封面到封底，保持原汁原味的版式。以便读者去权衡得失和斟酌损益。
在这10本小书即将付梓之际，原书作者大都已去世了，出版社也消失了，连国家都解体了。但作品却成为永恒的独立生命。这就是书籍的力量。
此时，我又感觉自己更像一只义不容辞的蜜蜂，在伙伴面前急切而笨拙地跳一通8字舞，来报告发现花丛的方向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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