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考古方兴未艾，考古科学家却寥若晨星。
从世界各地与中国实践来看，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大地测量等学科为排头兵，科学技术已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考古、文保领域。我们每天看到的发掘成果，皆或多或少地融入了地质勘探、碳14测年、古DNA分析、陶瓷与金属器物品质测算等方法;同时，科技工作者也将目光跳开了“考古”。位于中国云南红河州的哈尼梯田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西南林业大学的专家利用近年来陆地生态系统中碳、氮循环研究的热点技术，通过统计分析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试图精确分析哈尼梯田的水肥利用智慧及其可持续发展依据——技术手段与技术规模，可以更精准地验证人们的判断，修正前人的认知，解读未知的过去甚至描述我们的未来。
进入2021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聘科学家领衔，与科研院校合作共建考古实验室，可以看做这一趋势的平台化延展。
此时，“考古科学家”的位置与作用开始凸显。他们已不同于普通的考古工作者或参与者;在与传统考古人融合过程中，他们得以基于逐步提升的科学手段，建立独立的视野、方法、平台与系统，以此回应诸多人类自身重大命题。比如，DNA技术的不断成熟，已经使得人们越来越相信，复原古代人类遗传关系、描绘古人类迁徙路线终将成为现实。
虽然科技考古早已存在，为啥难以看到科学家成为考古“大咖”?或者说不如文物与考古人那样为人熟知?关键原因还在于社会的传统观念乃至广义“考古”领域中，人们还习惯性地把科学手段作为“偏门”，科学家似乎也在甘做“配角”。
换个角度来看，世界范围的文明交流过程，更需以共同熟知的话语方式和渠道来分享成果。在我国文明探源工程的带动下，多学科正在通力协作，深入涉及文明起源、人类迁徙、社会阶层形成演化、东亚文化交流等诸多全世界关注的话题。希望在此基础上，涌现出一大批真正的、知名的考古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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