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峥的办公室拥有绝佳的视野，这里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的核心地段。
站在300多米高的中国储能大厦第56层，隔着深圳湾能看到右前方的香港。低头俯看，紧挨着的是中兴通讯研发大楼，左边是创维和TCL。李峥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副总裁，在粤海街道居住了14年。在周围环绕的数十座楼群中，他能快速指认出哪个是华为、大疆，并细数众多作风低调但是实力强劲的技术企业。
这正是粤海街道近日成为网红街道的原因——人们惊讶地发现，众多知名科技公司在不到15平方公里的区域高密度聚集。粤海街道以“蚂蚁”的体格输出了“大象”的能力，来自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南山区GDP达到5018亿元，其中粤海街道创造了不少于2509亿元的GDP，占了南山区的半壁江山。截至2019年6月，南山区有156家上市公司，超过半数在粤海，南山区培育的14家独角兽企业中，9家在粤海。
粤海街道的意外走红背后，还可以发现一条有意思的轴线规律。40年来，深圳最有活力的区域沿着深南大道从东向西迁移，从罗湖区的国贸大厦，到福田区的华强北，如今落在了南山区的粤海街道。
深圳西进
1997年，深圳市软件协会秘书长郑飞从武汉大学毕业来到深圳，用他的话说，那时的粤海街道还是一片空旷的“烂泥塘”。
早期深圳发展最耀眼的地区在东边的罗湖。那里是深圳改革开放的窗口，集中发展对外贸易。1985年，160米的“中华第一高楼”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拔地而起，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深圳速度。
同一年，深圳西南部的深圳湾畔，大陆第一家高新科技园区——深圳科技工业园(以下简称科技园)成立。这是深圳整个科技产业发展的起点，当时受到美国硅谷的启发，深圳市委市政府找到中国科学院，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各自投资1000万元，合办科技园。
这片当时的“烂泥塘”还没有行政上的归属，直到五年后，1990年，深圳南山区成立，次年划分片区，科技园的位置正好落在了粤海街道辖区。这在当时还算不上拿到一手好牌，这一带都是靠近海岸的滩涂，大部分地区仍未被开发。一场大雨过后，或者海水涨潮，很快就会淹没不少地方。
滩涂之上，却开始渐渐长出希望。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深圳开始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并且明确提出“以高新技术产业立市”的目标，希望改变以“三来一补”为主的产业结构。也是在这一年，任正非带着华为团队搬到科技园，在深意工业大厦租了两层办公室，潜心搞研发。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家几十人的公司会在多年之后站上中国科技产业的核心舞台。
与还在蛰伏期的西部不同，深圳东部的建设却如火如荼。1996年，地王大厦竣工，总高度383.95米，取代国贸大厦，成为亚洲第一高楼，把深圳的商圈往西拉近了一公里。这一时期，借助国内刚刚兴起的计算机热潮，深圳的年轻人都扎堆在福田的华强北。1998年，马化腾和四位同学在此创建了腾讯。
华强北每天人山人海，柜台和商铺串联起了一条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做电子生意的人在这里走一趟，从元器件、加工制造到客户市场全部都能搞定。李峥当时也在华强北创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传呼机、VCD、跳舞毯、山寨手机……每年都有一个产品在华强北成为爆款，带来一拨又一拨造富神话。到2007年，全国80%的手机生产厂商汇聚在深圳，华强北成了全国乃至亚洲的手机交易中心。
“如果你想开拓和发展国内外商贸市场，就去华强北。如果你想搞研发，就来南山区。”在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刘筱看来，从早期开始，华强北和科技园就有明显的基因差异。
与华强北浓烈的市场气息不同，科技园的发展最初要靠政府推动。早期，深圳市政府投入了几十亿在科技园招商引资，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当时，飞利浦、微软、三星等外企以及华为、中兴、长城等公司依次落户。有数据统计，园区成立三年后，高新产品产值迅速增加，是建区之初的4.7倍，占全市的36%。
不过，相较于人潮涌动的华强北，远离城区的科技园看上去仍然显得荒凉。2005年，李峥从华强北搬到粤海街道居住时，这里仍然算是偏远地带。他所在的小区是粤海街道科技园片区少有的住宅用地，其余则是矮楼或者工地。从深圳市区通往南山的只有深南大道，从灯红酒绿的罗湖区去一趟南山的蛇口开发区，就等于下乡。20多公里路程，只有一趟公交，晃晃荡荡两个小时才能到。
但华强北的辉煌时期没有维持太久。山寨手机的造富神话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停滞，之后苹果手机进入国内市场，国产手机品牌逐渐成熟，此后电商兴起，政府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华强北山寨模仿、加工的路径逐渐走不通，十多年的辉煌走向没落。
而科技园所在的粤海街道，却刚刚开始迎来自己的上升曲线。十几年间，软件园、国家IC设计深圳产业化基地、多个孵化器相继成立。科技园的氛围逐渐浓厚，把原本散落在其他区的高新技术公司都汇聚于此。腾讯大厦、大族科技中心、金证科技大厦等写字楼在粤海街道相继拔地而起。粤海也开始孵化出一大批土生土长的科技创业公司，比如大疆、柔宇、腾讯云、菜鸟网络等，都成为了独角兽。
过去的“乡下”，慢慢变成了“城里”。金证的一位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前，公司刚搬到粤海街道，周边配套不完善，如果企业没有自己的食堂，吃饭是最让员工头疼的问题。科技企业常常加班，一到晚上，四周都是黑漆漆的树林，街上人迹难寻，同事们只敢结伴出门。
而如今，各种造型特异的摩天大楼在粤海街道相继落成，从招牌上能认出许多站在时代浪尖上的科技公司。在科技园开业的万象天地购物中心，引入了百老汇文艺院线、诚品书店等受到年轻人追捧的品牌，当地网友感叹：“直接把这片土矬的地方变成了北京的三里屯。”
从罗湖的国贸大厦，到福田的华强北，再到南山的粤海街道，沿着深南大道由东到西20多公里，深圳用40年时间，摸索了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
放大深圳基因
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中，街道与乡、镇同属乡级行政区。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共有街道8241个。
不是每个街道都像粤海街道这样，辖区内有一个全国数一数二的科技园。在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刘筱看来，外界最近把粤海街道提到很高的层面，实际上说的是辖区内的科技园。华为、中兴，包括腾讯等都依托于科技园成长，也因为这些大公司的产业集群效应，科技园逐渐形成了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高科技产业中心。
1992年，华为搬到了粤海街道，10年后又将总部迁往龙岗区的坂田，但是在粤海街道仍然保留了办公地点。2004年7月，腾讯上市之后不久就搬到了粤海街道的飞亚达大厦，当时员工数只有760多人。如今，腾讯在粤海街道的第二座大楼滨海大厦已经落成。
每个大公司，就像一棵大树，滋养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生态系统。2005年，李峥搬到了科技园南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华为、中兴等公司都聚集在此。用他的话来说，大家更像是“一个群体”，“不像深圳中心区，都是搞珠宝和金融的”。
李峥创业时，团队只有3个人，主要生产无线鼠标等外接设备。招聘员工时，李峥的公司会更倾向于对方有飞利浦、华为、中兴公司工作的背景，“小公司没有人脉，就去找在大企业工作过的年轻人，大公司的经验就逐渐转化成了自己的能力。只要来两轮，公司就到了新的高度，再过一段时间，就发现自己变成了行业老大。”李峥所在的雷柏科技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无线外设方案供应商，2011年在深交所上市。
还有不少独角兽企业，一出生就带着大公司的基因，快速崛起。2014年，在粤海街道顺丰办公楼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徐育斌和李文青孵化出了丰巢项目。此前，李文青一直在腾讯做产品运营，她的大公司背景被丰巢CEO徐育斌所看重：“我需要一个懂得让快递柜和用户沟通的人，既能系统化地设计产品体系，还必须懂运营，李文青都符合。”
李文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丰巢科技团队组建时，技术开发人员主要找的是腾讯和阿里的员工，产品运营找的是原先在腾讯的同事，这样的组合在公司初创期最有效率。2015年，丰巢科技成立，三年后，公司就入选了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名单。
南山区培育的14家独角兽企业中，有9家在粤海。“一个龙头企业会有大量的上下游企业为它服务，比如有不少前华为员工以华为为龙头，依托于华为构建的产业链，承接它的部分业务。”刘筱认为，大公司对产业集聚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华为总部搬走以后，“华为系”创业者留在科技园或者南山区，成立了深信服、麦格米特、蓝海华腾等公司，目前多家已经上市。
“完善的产业链对科技创新起到非常好的支撑。”深圳市产业园区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中科为集团产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叶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能力从华强北一路延续到了南山区，在华强北一平方公里范围内，一部手机从创意到拿到样机，只需要7天，“深圳的产品化能力很强，甚至超越了硅谷。”
在粤海街道甚至整个南山区，科技企业与政府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南山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张军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科技企业能够集聚南山是市场行为，背后有多种原因，区政府主要做的是尊重市场规律，很少干扰企业发展。
叶青服务过的一家上市公司曾告诉他，公司开了10年，政府只来过3次。一次是消防问题，其余是公司要上市时，政府审计部门上门咨询公司需要什么服务。
不过，在叶青看来，深圳的强财政也是重要影响因素。研发型创业公司前几年很难赚钱，需要政府支持。深圳的强财政支撑了科创企业“在创业初期活下来，发展阶段活得好，上升阶段解决融资难、用房用地难的问题”。
深圳靠近金融中心香港，相比全国其他科技园区，粤海街道的科技公司在获取市场资金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南山区有156家上市企业，其中一半以上的公司就聚集在粤海街道。2009年，创业板在深交所推出，尤其重视中小企业板块，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深圳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的机会。
刘筱的团队做过对比研究发现，无论公募还是私募，深圳的投资机构数量最多，甚至远远超过北京和上海。同时，深圳的资本圈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北京的不少投资公司带有国资背景，容易受到一些政策影响，更倾向于规模相对更大、市场相对成熟的企业或技术，上海的资本则更趋于稳健性。相比之下，深圳的商业投资灵活度大，以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IPO为例，深圳的IPO规模远高于北京和上海，体现了敢闯敢拼的深圳基因。
“南山区和粤海街道就是把深圳的优势聚集，再进一步放大。”叶青说。
硬科技的软肋
在粤海街道辖区，目前有900多家高新企业，覆盖了生物与新医药技术、新能源与节能、新材料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硬科技”居多，尤其以集成电路产业(即芯片，缩写IC)为典型。
深圳市IC设计业的规模持续增长，多年来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2018年，深圳IC设计业销售量为758.7亿人民币，在全国排名第一，远高于排在二、三位的北京和上海。而深圳集成电路产业大多数集中在粤海街道一带。
深圳市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常军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圳IC产业发展，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地方的路径。北京的优势是有众多高校、科研院所，长三角一带因为“909”工程和地方政府的投入，产业链也相对完善。而民营企业聚集、科研基础薄弱、高校少的深圳，选择了更为务实的发展路线。
“因为深圳离海外市场很近，很多芯片设计公司不是设计卫星芯片，而是服务于电子产品市场，设计的芯片被市场接受就卖出去，市场不接受就更换。” 常军锋介绍，2000年以后，深圳的半导体行业开始兴起，半导体产品的传递顺序基本都是美国—台湾—深圳。
2003年，深圳IC基地在粤海街道建成，基地可以为初创企业提供EDA(芯片设计必要的工具)租赁平台，投片时给企业优惠和其他支持，节约了一大部分的设计成本。因此，南山区大部分芯片设计企业都在科技园一带聚拢起来。截至2018年深圳共有170家IC设计公司，南山区有47家设计公司，3家封测公司，企业数和销售额都居深圳各区首位，龙头企业江波龙、敦泰等都在粤海街道。
2018年中兴事件爆发后，国产芯片受制于人的难题再次引发关注。这实际上也是以科技园为代表的深圳芯片产业不能回避的问题。
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深圳产业化基地副主任赵秋奇曾指出深圳IC产业存在的问题，比如前沿、关键和核心技术研究缺乏，中小IC企业创新能力和发展后劲不足;IC产业链不完善，制造和封测环节薄弱等。
深圳很多科技型企业技术门槛并不高，研发的目的是应用，并非基础原创。刘筱也注意到，科技园乃至深圳的基础研究仍然是短板。地处粤海街道的深圳大学和虚拟大学园虽然正在加强基础研发，但仍然以应用型研究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居多，“在深圳，基础研发一直是薄弱环节，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甚至弱于武汉、成都、西安等城市。科研院所少、基础差，当然与这个城市的发展历史有关，但是从近十年深圳的政策导向来看，补齐基础研究短板成为重要发展方向。”
在南山，90%以上的研发机构、人员都在企业，90%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产业中，民营企业同样是创新主体。
深圳市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准备举全市之力补齐短板。在5月底刚举行的2019年未来论坛·深圳技术峰会上，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表示，从今年起，深圳要改变过去政府较少投入技术研究的政策，深圳每年将拿出三分之一的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用于基础研究。同时，深圳在近两年还成立了两个省级实验室，10个诺贝尔奖实验室、13个基础研究机构，以吸引全球科学家。
5月，深圳市政府接连下发两个关于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文件，完善深圳IC产业链，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龙头骨干企业和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常军锋判断，当下深圳集成电路产业到了一个转折点，“深圳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了十多年，要由量到质，往更高的台阶发展。短板的汽车电子、工业电子等芯片，要开始由商业应用变为工业研发，这也是发展的机遇。”
而对粤海街道来说，突然成为了网红街道，却是喜忧参半。深圳是对外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出口规模连续26年在内地城市中居首位，大多数科技公司的市场都在海外。一位粤海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粤海街道被刷屏之后，他们走访了辖区的几家公司，不少公司都表示担忧，粤海街道受到热议可能会影响公司的国际订单。
聚光灯下的粤海街道，却如同台风中心，异常平静。高调，从来就不是这片土地的基因。南山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张军发现，科技园发展了二十多年，是不断摸索的过程，到近些年才显出它的优势。
已经在粤海生活了14年的李峥，见证了这种厚积薄发的变化。并且，变化还在持续，在粤海街道南部，一些金融和科技产业的顶级公司在这两年纷至沓来，百度的国际总部、华南总部和研发中心相继落地，阿里巴巴也把国际运营总部、商业云计算研发中心落在此处。
“始终都有新的高度需要挑战。”李峥说。（记者/杨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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