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植物分类学论文想要登上有重要影响力的综合性英文学术期刊，机会寥寥。
2月初，《细胞》杂志旗下《创新》(The Innovation)期刊发表了泛喜马拉雅植物志项目的阶段性成果综述。2月14日，细胞出版社又对该论文进行了推介。
这是对这一学术研究项目重要价值的认可，但它无法掩盖目前该项目推进艰难的尴尬事实。
独一无二的泛喜马拉雅
距离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第一次到喜马拉雅山地区已有近60年时间了。对于一名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科学家而言，这一次踏足就足以在他心中埋下一粒“种子”，静待它在学术研究之路上开花结果的那天。
2010年，在洪德元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植物所)牵头启动了泛喜马拉雅植物志项目。这个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在国内植物分类学研究领域是独一无二的。
该项目汇集了中国、印度、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瑞典、英国、美国等15个国家的116名植物分类学家，计划用20年时间了解泛喜马拉雅地区的植物多样性，并提供第一个完整的泛喜马拉雅地区植物区系记录，预计50卷，共80册。
之所以选择泛喜马拉雅地区，是因为这里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
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泛喜马拉雅植物志项目办公室主任王强解释，大约6000万年前，断裂自冈瓦纳古陆的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造就了泛喜马拉雅地区。它地处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交汇之地，植物多样性极其丰富。
这一地区维管植物物种有近2万种，是欧洲维管植物物种数的2倍、北美洲的1.5倍;植物物种密度达到惊人的118(物种数/万平方公里)，是欧洲的12倍、北美洲的15倍。相比于世界上其他类似的自然地理单元，泛喜马拉雅地区还有着全球最独特、最壮观的高山植物区系。
“冰川消融加速和亚冰雪带植被扩张提示全球变暖不断加剧，泛喜马拉雅的植物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在失去泛喜马拉雅任何一种植物之前，我们必须全面了解这里植物多样性的组成和现状。”王强说道。
“精准地保护、利用植物资源，要有精准的基础数据。” 洪德元强调，“但泛喜马拉雅植物多样性组成及现状的研究相当薄弱，没有一部完整的植物志书。”
论文审稿人在评价这一研究项目时提到，“泛喜马拉雅植物志项目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需要加快步伐，以满足全球层面的迫切保护需求”。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也表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新生代的重大地质活动，它不仅改变了东亚的地貌格局，也对地表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的编研，不仅是对这一特殊地带的植物物种进行详细的描述，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探讨地质环境演变与生物多样性的起源和演化的关系。所以该书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引领性。”
做最高水准的植物志
项目期过半，到目前为止，研究团队已在泛喜马拉雅地区组织了15次大型综合植物考察、400余次中小型的植物专项考察，几乎调查了泛喜马拉雅地区的所有地方(阿富汗东北部地区除外)，收集了来自野外的15万份标本，拍摄了20多万张泛喜马拉雅地区维管植物的照片。该项目还资助约100名分类学家访问了亚洲、欧洲、美洲的植物标本馆，查看来自泛喜马拉雅地区的100多万份标本，它们大部分保存在国内外50多个重要的植物标本馆中。
同时，正式出版了桔梗科、菊科、豆科、十字花科、爵床科、唇形科等植物类群的9卷(册)《泛喜马拉雅植物志》，另有20册已完成初稿。
对王强来说，这些年他几乎全身心地扑在了这个项目上，一年之中在野外的时间占到了一半。维管植物分布的最高海拔大约在6500米，已经20多次到访喜马拉雅的王强，在海拔6000米开展考察工作毫无困难。由于长时间的紫外线照射，他还得了个“喜马拉雅小黑哥”的称号。
2016年，王强花了一年时间辗转英国各个标本馆，把所有能找到的来自泛喜马拉雅地区的唇形科、桔梗科、马鞭草科植物标本看了个遍。
分类学家之所以投入如此大的精力完成这套植物志的编写，是因为他们对质量的要求很高。洪德元解释说，《泛喜马拉雅植物志》与现有的植物志都不同，除一般植物志内容外，还包括标本引证、分布地图、模式标本考证和讨论等。研究人员要应用分子系统学、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等研究方法和数据，居群生物学的理念和方法，以及统计分析方法，做出最精确的描述。
也正因如此，志书陆续出版之后，受到了同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曾在泛喜马拉雅植物志项目阶段性成果发布会上表示，《泛喜马拉雅植物志》把植物志的传统内容与生物学的最新发展和手段紧密结合，代表了植物志的国际最高水平。
“年轻人谁愿意干?”
考虑到项目的重要价值，国内外相关专家希望《泛喜马拉雅植物志》尽快出版。“已经出版和完成初稿的植物志只研究了泛喜马拉雅1/3的植物，我们也不希望再等20年才能完成剩下的2/3。”王强坦言。
然而，事实并不乐观。
泛喜马拉雅区域由兴都库什、喀喇昆仑、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四大山脉组成，地理面积非常广阔，物种数量多，研究工作的体量十分庞大。
目前，该项目成员中80%以上的科研人员来自中国。王强表示，通常一个分类学家如果全身心投入3~5年，完成一本植物志编研不成问题。“钱可以紧着用，吃苦咱不怕，难的是愿意干的人越来越少。”
洪德元直言，团队很难吸引新鲜血液，分类学家对于这项工作越来越没有热情，这不仅影响着整个项目的工作进度，也对研究质量产生了负面作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植物志这类专著在我们现有的评估体系中，学术贡献值为0。年轻人谁愿意干?我只能拉着自己的学生干。难啊! ”
洪德元不止一次解释，分类学研究成果不受重视，是因为发不了高影响因子的论文。影响因子主要靠引用，分类学研究有非常显著的区域性，供小同行交流，这是由学科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植物志不同于论文，它服务的对象更广，研究植物的、生态的、地质的都用得到，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书。
“科学发展速度很快，大量研究成果的半衰期只有几年，但分类学的论文、一本植物志，可以在50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不断被人提到、用到，这是它的历史价值。” 洪德元强调。中科院植物所设立了一个同等贡献的考核指标，给这类基础学科科研人员开了可能的晋升通道，鼓励年轻人安心坐冷板凳，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机会太稀缺了。
“中国分类学发展了不过百年，才起步，还没走稳，就可能到末路了。”洪德元压低了声音，“有生之年，我能看到《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的完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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