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田野研究，必须考虑公平性问题。
撰文 | Jessica C. Thompson（耶鲁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耶鲁考古实验室负责人）
(资料图)
翻译 | Kestrel
卡车底下满是灰尘和柴油的气息，但是无所谓，反正我浑身上下已经够脏了。这些日子白天挖洞，晚上校数据，有时候下午修车，桶里淋下来的水怎么也洗不掉手指缝里油腻腻、糙兮兮的感觉。这就是我的暑期——大多数暑期也是这么过的——在非洲中部带队做田野考古。
突然，两只小脚出现在我眼前。“妈妈？”二儿子站在卡车边，“有人找你。还有个人让你带他们去看医生。”再一次，我感受到自己身处此地是何等幸运，但又何等受困于“理想员工”的神话：不仅要有最强的学术生产力，还要能同时应付多种高要求的角色！
在发达国家聚集的北半球（Global North），我所从事的领域中，女性占比已经从1970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了现在的“相当于”甚至是“超过男性”。然而，在高级领导层中，她们的身影仍旧罕见。这不单单是考古学学科内部的独特现象，其他科学领域也是如此。我们不知道，一个人设计、领导田野项目所需要的能力与这个人是男是女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我知道，与“出野外”相关的后勤体系和官僚制度对女性研究者并不友好。至于领导田野项目的人有多少是“非白人”，或者说有多少是其他少数族裔，我们了解得就更少了，而对于这批人来说，女性所面临的阻碍只会更严重。
如果高校能像过去二十多年来某些大型实验室成功做到的那样，愿意在田野项目的管理上倾注各种资源，它们就可以重新收获无法估量的科研生产力。在野外，PI们必须既是研究者，又是管理者，还是推进者，像所谓的“独角兽”一样，在计划和执行科研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处理繁多又难搞的后勤杂事：招募学生参加项目，带学生，规划行程，与出资方协商谈判，雇佣当地社区人员，汇编音频视频材料，管理账目（常常涉及多种货币），撰写技术报告……这些时间和精力上的额外损耗是隐形的、没有报酬的，却极大影响着本已精疲力竭的研究者的状态。
研究表明，某些科研工作者本就承担着更多的服务性工作，承担着更多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持续经受着更高的学术消耗（academic burnout）。这些意想不到的“坑”尤其布满在田野研究之路上。在STEM领域中，女性必须为了保住教职而奋斗，因为领导力的概念跟男性气概绑定在一起——显然这是有问题的——还伴随着“晋升就该做出个人牺牲”这样的话术。在课堂上，学生倾向于对女教授产生“养育者”的感受；当情景转换到野外工作中，学生会产生更严重的性别化期待：认为女PI应该比男PI更体贴，更会照顾人/团队。
也许对于女性来说，最扎心的挑战就是在“做母亲”和“出野外”（繁重的科研工作）之间做平衡。之前，我在《BBC科学在行动》（BBC Science in Action）节目上谈到过，在所有需要出野外的科研领域中——不仅仅是考古学领域——女PI正不断减少。节目刚播出，就有一位在极地工作的女性研究人员给我发来邮件，她说“有孩子了”是驱使她离开田野研究、不再做科研的一个巨大因素。
科研人员评终身教职（tenure track）的时间点往往与女人一生中最可能怀孕、分娩的时期“完美撞车”。一方面得紧抓田野研究，另一方面不是在备孕就是在怀孕、在哺乳，工作的复杂度呈指数级上升。一旦孩子出生，女性在家庭中要承担比男性繁重得多的育儿工作，而这段时期正是她们最具创造力的黄金时期——出于这种种原因，女性科研人员想要领导一项田野研究变得尤为困难。
这些年出野外的时候，团队成员会管我叫项目的“母亲”，其实我内心是很矛盾的。“三个孩子的妈妈”的确是我的核心身份之一，但母职涵盖的责任远远不止是后勤工作。在野外，你的团队就是你的家人。我曾搀着学生的手去看医生，处理他们的人际关系问题，收拾他们用过的餐盘。偶尔我耐心耗尽时就会想，如果我是个男的，他们应该不会总希望我来照顾他们吧？或者，如果我是“项目的领导者”而非“项目的母亲”，他们对我的主张会不会多一些认可和支持？
做母亲这件事也会带来额外的实际花销。我常常花好几千美元自费带孩子出差。对那些需要在职业旅行中照料子女的教职工，我的大学只提供最多每年一千美元的补助。这点钱无异于杯水车薪，但比起其它连这项补助都没有的地方，已经算是慷慨的了。我觉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这样的资助机构应该资助家属旅行，允许把野外照料子女产生的开销纳入报销范畴。事实上，许多野外研究场所并不像法律团队认为的那样会带来风险，相反，它们带来的是安全可靠的跨文化接触和学习的机会。倘若纳税人觉得资助他人子女旅行完全是浪费钱，不如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政府资助远远高于大学资助——在我考古的国家，相比那些拿着美国政府资助的人员，我每天的生活成本仅占政府每日资助额度的3%；我吃饭的开销与餐费最大报销额度之间的差异，足够我带两个孩子飞个来回了。
在职业生涯规划中，田野研究绝对必不可少。在我从事的考古领域，若想申请那几个少得可怜的终身教职，田野研究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申请条件，并且获得终身教职后你还是要继续出野外。所以说，大学和资助机构应该有先进的战略意识，提供更多的支持，让田野研究的工作者——特别是女性及少数群体研究者——更容易立项、更容易把项目做下去。
至于那些繁冗的规定，与偏远实地情况不配套，大学就应当重新评估其合理性，果断地把钱投给实地工作站、野外交通工具和野外管理岗位，投资基础设施，提升科考产出量，减少PI在管理上花费的时间。衡量学术生产力的标准，一般是经费获取、研究成果发表和引用数量，这就导致短平快的课题比长期项目有优势，也往往被分配以更高的优先级。而这样做是无法激励田野研究的，因为发展一个田野项目要好多年的时间，更何况这些项目里充斥着“对升职没有帮助的任务（non-promotable tasks）”，这就使得在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开展 “空降科学”（parachute science，指发达国家的科学家“空降”发展中国家做田野项目）更加步履维艰，因为PI们缺乏长期的财政支持和后勤支持，以建立起有意义的社区合作关系。
田野研究所需要的支持不仅仅关乎平等，也关乎效率。高校必须认识到，PI们每多花一小时在处理棘手的后勤问题上，就少花一小时在学术上。指望大家熬夜、周末加班来补上科研任务，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在美国，高校向联邦平均收取额外55%的费用，作为校内开展研究的间接成本（indirect costs，指与学术项目相关，但又并非直接用于特定研究的花费，例如建筑维护、图书馆服务、水电供暖、行政服务等成本），而对于在校园外开展的研究，间接成本费率只有前者的一半。但资金变少，并不代表大学就不用支持校外研究了。除了用于研究者出野外时期的子女照料，间接成本还可以用来雇佣项目经理，集中同时管理多个项目，NGO组织就长期使用这样的管理模式。
大学应当重新强调野外经验的重要性，不仅在求职的时候重要，在工作考核时也一样重要。如此，方能促使研究者去领导田野研究。大学还可以修改终身教职的评选标准，当招进来一个活跃的田野研究者时，提前考虑到他/她将需要多少资金来构建长线的田野项目。从体制上做出这类改变，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它还填补了原本缺失的社会支持，能帮助女性和少数族裔群体走上STEM领域的领导之路。
众所周知，“理工女生集合地”（Women in STEM）和“编程女孩计划”（Girls Who Code）致力于改变科学界性别显著不平衡的现象。NSF的“2022-2026年度计划”的四个目标之一就是发展多样化的科学工作者，预计会让STEM领域的女性数量翻倍，让黑人、西班牙裔、印第安人的数量翻一倍还多，如此，STEM领域的人群比例才能代表美国人口比例。而大学则需要更深刻地认识到以上这些群体在特定的学科领域中面临着额外的阻碍。
选择一个能多陪陪家人的岗位，或者选一个不用操心管理的岗位，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当你选来选去，却发现你只有这一个选项。在田野研究的领域中，那些刚刚开启职业生涯的研究人员、女性科研工作者、少数族裔研究者，当他们想要挑起大梁的时候，受困于学术界的结构性压迫，无法平衡工作和生活，不得不在职业前途和生活需求之间二选一，这最终将导致我们的领域错过许多本应激动人心的田野发现。通过改善对田野工作的资助模式，高校不仅可以让田野研究的领导者多元化，还能打破田野研究的“空降科学”模式，强化对学生的学术训练，最大化提升师资队伍的生产效率。
好了，就说到这儿吧，我得回去做今天出野外的账目了。
本文经授权翻译自https://www.the-scientist.com/news-opinion/opinion-universities-must-incentivize-field-based-research-as-an-equity-issue-70862
原标题为：Opinion: Universities Must Incentivize Field-Based Research as an Equity Issue
出品：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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