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的最后一夜是如何度过的？让我们跟着记者镜头，来到华中的一个看守所里。记录死刑犯代冬桂的最后一夜。
2003年6月24日晚上九点，记者在看守所中见到了正在写遗书的代冬桂。在她把遗书写完以后，就交给了看守所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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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提出想看一看，代冬桂却说都是一些家长里短，不值得。
婉拒记者以后，她从柜子里拿出了一套大红色的衣服。代冬桂微笑着说“死也要死得喜庆一点对吧。”
这件衣服是狱警刚刚送过来的，她拿上身比试了一下，就把这抹红色放在了床头。
狱警敲了敲监室的门，说代冬桂来吃夜宵了。代冬桂慢悠悠地端了餐盘，她只喝了一杯绿豆汤，麦当劳一口没动。
相比于独自一人的代冬桂，另一间死囚室里显得热闹多了。六名女囚犯中的两名，在明天就要和代冬桂一起赴法场了。
何秀玲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显得不那么在意，还在和其他囚犯打着扑克。
常拿着一手牌给看守的狱警看，在赢了之后也笑得开怀。反而囚室中的另一名死刑犯安静多了。
晚上十点，李菊花还在写着遗书。不管旁边多热闹，她的脸上平静得没有表情。她像个机器一样的坐在那。
晚上十点二十五分，何秀玲把手里的扑克牌一丢，说：不打了不打了，打烦了。
还没消停一分钟，何秀玲就提议，囚室里的人一人唱一首歌吧。边说着边去拉记者，说你也跑不掉啊。
何秀玲打了头阵，她很喜欢田震的歌，在众人的起哄下，她唱了一首《野花》。
一曲结束，何秀玲意犹未尽，继续唱了一首《他一定很爱你》。她根本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在呐喊，或许是感慨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了尽头。
晚上十一点半，代冬桂把扑克牌随意地撒在地上，记者问她这是在做什么，代冬桂说这叫路路通，看看自己下去后顺不顺。
狱警问有几路通了，代冬桂扯出一抹苦笑说“就一路通了”。
夜深了，监狱里也安静了下来。只有李菊花还坐在桌子前写着遗书，她好像要把自己的一生用一晚的时间记录下来，又好似留下一笔自己人间活过的痕迹。
凌晨三点钟，狱警催促李菊花赶紧去睡觉，她终于停下笔来，坐在桌前啜泣。
凌晨四点，床上的代冬桂猛然惊醒。不知她是做了噩梦，还是想在这个世界上多弥留一会儿。
她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当听到五点半的起床铃后，她才利索地换好了一身大红衣服。
早上六点二十，监狱食堂给这些临刑前的犯人送来了肉丝面。
还有不到两个小时他们就要去法场，代冬桂、何秀玲等人一口没动。在狱警的劝说下，才象征性地吃了几口。
吃完饭后，何秀玲看着眼前一身红衣的代冬桂，还调侃道“你这像是要去结婚啊”。
代冬桂告诉何秀玲，自己穿了七件衣服。结婚的时候成双成对，衣服要穿双数。死的时候就自己一个，衣服就得穿单数。
何秀玲似乎意识到自己的生命马上就要结束，也不似昨天的洒脱，嘴角也挤不出笑容了。她呆呆地坐在角落里，等着自己命运的降临。
七点二十分，押送犯人前往法场的车辆到了。当法警进入囚室之后，何秀玲一下子就哭了。
她紧紧地攥着记者的手，小声地嘟囔着自己不愿意死，向镜头前诉说着这一生的罪行。
像代冬桂马秋菊反而显得十分平静，她们跟着行刑的法警走出囚室，在大门口对看管她们的狱警反复道谢。
时间快误了，纵然何秀玲还在哭泣，她还是被塞上了通往法场的警车。
在公判现场，二十多名死刑犯列成一排。镜头下的何秀玲还在抖着肩膀微微啜泣。
她才三十多岁，是这批死刑犯中年纪最小的。在枪响过后，她们的罪孽业障也随之消散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临近法场之前，记者问了问有人是否想在镜头前留下一句话。可是二十多个死刑犯却都选择了沉默。
在记者返回到监狱中，狱警来和记者谈了谈。
狱警：“我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刚刚毕业，到现在已经快工作二十年了。”
“一开始我接触死刑犯都觉得他们都是罪大恶极之人，就该死。可是见的犯人越多，我的内心就越纠结。”
“单独关押的代冬桂因为携带5公斤的毒品被捕，可农村出来的她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只是车站有人答应她送到了之后会给你100块钱。”
“我对于这些人更多的是惋惜，甚至是同情，我尽力做好本职工作，让她们临死之前没什么遗憾。”
可是三十多岁的何秀玲就结束了一生，又怎么会没有遗憾呢？
她的结局同样也在警示人们，莫要试探法律的底线，制裁终将会到来，只是时间的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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