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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永鹏老师讲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社会规模。在社会制度上的总结很到位，但也许忽略了另一个同等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技术力。生产力和规模型社会的不匹配问题，应是千年以降我们多次面临文明毁灭的关键。
我们的很多社会经验，哪怕是早已经淘汰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现在在西方仍然沿用，比如美国人选驻外大使，除了政治筹佣，基本任用的还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西方的治理问题很多，但是在不停的内部拼命外部搏杀中，确实把科学这个怪兽释放出来了，在总结我们的历史教训的时候，至少有三大技术的不足让我们吃尽游牧民族的亏。
其一是火药引导出的热武器，当马克沁机枪在平地隘口咆哮的时候，游牧民族的纵马优势不复存在；
其二是交通水平，哪怕秦驰道2000年前就四通八达，但上面人走马驮显不出任何速度优势，反而进犯的异族人提供方便。后来驰道废弛，一个地方百里侯上任，去路三五月，回路三五月，考评来回又七八月，规模社会反而成了最大拖累。
其三是通讯水平，宰相一个政令，也许到他下台了还没传播到地方，上下脱节，地方难统筹难监管，至于精细微调，更加难以想象。试想下我们现在行之有度的特区试点，能在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实施吗？王安石政改之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上述三个技术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能和中国传统文化如此完美的结合。
人文和科学，在现代社会中尤其不可偏废，看到了我们的“不容易”，也要看到西方社会的精彩处，比如我们现在惯于调笑的“民主和自由”，考虑人性的因素其并非全不足取。在基本解决了技术瓶颈的条件下，再来谈制度上的优化也许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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