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围绕人脑为何进化到如此之大，进化人类学家提供了三大解释(每种解释又包含更加细致的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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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解释：生存挑战——诸如寻找食物、猎捕动物或记忆食物来源等——倾向于选择发达的大脑。
社会解释：与他人互动(不管是合作还是竞争)的选择压力，都青睐脑部足够发达、能预料他人行动的人。
文化解释：谁能将长久记忆知识积累，并将其传授给他人，谁繁衍后代的机会就越大。烹饪或是其中一个文化因素。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在2009年出版的《生火：烹饪造就人类》(Catching Fire)一书中提出，一旦学会烹饪食物，我们就能获取更容易消化吸收的卡路里，从而有了脑部发展的多余能量与时间。)
三个因素都可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并相互影响。但这些因素的配比必须恰好到处，才能创造出我们所知的人脑。举个例子，若自然选择青睐高度合作能力，其结果就会是小巧的人脑。不妨这样想：你若高度依赖他人，就不需要如何用脑。合作力惊人的蚂蚁的脑部就不怎么发达。蜜蜂也类似。
另外，有得必有失，发达的脑部涉及到一大缺陷：需要大量燃料。如今，身体代谢活动产生的能量中，20%要供给脑部。
只要选择压力稍有不同，人脑就可能走上另一条进化道路：将这些能量用于繁衍(或将性成熟年龄提前)，或发展出更加壮硕的体格。但我们都没有，只进化出一个超级耗能的脑。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在这一过程中，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呢?
弗雷罗论文：环境因素或大于社会因素
通常，人们会从相关性研究的角度，探索“人脑为什么这么大”。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研究不同物种的脑，试图推断这样一个问题：动物的脑增大之后，哪些行为改变成为可能?比如，在很多灵长类动物中，社会学习与更大的脑容量呈现出相关性。
这种研究方法略显杂乱，而且难以得出板上钉钉的结论。(另外，人类进化也没法用实验验证。你不可能把一群人流放到环境压力各不相同的孤岛上，观察他们如何进化。)
于是，弗雷罗和论文合著者们一道，将目光投向了数学。他们建立计算机模型，模拟出人类进化的不同假设情境：一种是所有选择压力都源于自然环境，一种是所有选择压力都来自社会生活。(他们并未给文化情境建模，但希望在将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展开。)该模型考量了相对于身体其他部位，脑部不断增大的代谢福利与代价。然后运行程序，试图解答一个问题：这些因素如何搭配，才会形成今天的人脑?
该模型显示，自然环境最能解释人脑的大小。自然环境的挑战，以及影响相对较轻的群居生活的挑战，导致人类脑容量迅速扩张。说不定，人类很大一部分进化都发生在非洲的稀树草原上，相对于森林，那里的食物和水更加难以获取。人类还得开动脑筋，躲避酷热。
但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我们发现，艰难的自然环境使人脑进化得越来越大，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人类如此?其他物种就没有这样?”弗雷罗说。
许许多多的物种都生活在艰难的自然环境中(有的甚至适应了漆黑的洞穴)，但从未进化到用智能手机订披萨的程度(这个绝对是人类智慧与进化的巅峰)。
也许，这就是文化——学习与传授知识的能力——发挥作用的地方。在艰难环境下，若能积累有关环境的知识，生存下去也变得容易很多。
这并不是说，社会因素并不起作用。毕竟，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热爱群居的动物。这可能也是进化的结果。至少很难想象，在不培养社会合作的基础上，你该如何分享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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